以下摘自网络

　　不好敲的竹杠——“庆历增币”

　　“庆历增币”发生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是宋朝方面在“澶渊之盟”基础上增加对辽岁币的事件，主角是宋辽双方，矛盾起点却是西夏，这次增币直接导致了当时东亚地区格局的重大改变。

　　在介绍“庆历增币”事件之前，有必要回头了解之前的东亚地区局势。

　　一、中世纪的“三国演义”

　　自宋太宗时期党项人李继迁反宋开始，党项人和他们建立的夏政权一天天坐大，东亚大陆上逐渐形成了宋、辽、夏政权并立的局面，三方政权关系极为微妙，是一千年前实实在在的“三国”。

　　东亚“三国演义”

　　党项人从起事之初就注定了以“骑墙派”立足，一方面以当时东亚大陆的强者辽国为后盾，不断蚕食北宋西北边境——河套地区，切断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另一方面又趁着宋辽酣战之时，把手伸向了辽国的势力范围——河西走廊。

　　这时候的“三国”格局里，党项人成了最大的搅局者，同时也是最大的获益者。

　　反过来，对于宋辽双方，党项这个迅速成长起来的巨婴已经是如鲠在喉，这一局面间接的促成了一个合约的达成，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澶渊之盟”。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北宋立国四十余年)，宋辽在澶州之战后签订合约，史称“澶渊之盟”。

　　之后双方相安无事四十年，在各自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同时，辽国得以腾出手来在河西走廊与党项人展开了博弈。

　　二、丝路之争

　　宋辽和平，党项坐大使得旧有的辽夏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双方亦主亦臣，亦敌亦友，在对宋问题上是盟友，在河西问题上却是实实在在的竞争对手。

　　党项实力的增加，就意味着辽的影响力相应降低。在宋之外还有再兴起一个强大的邻居显然不符合辽的利益，因此，十分有必要摁一下这个葫芦。

　　李继迁祖孙三人用了几十年在河西折腾出一片天地，从辽国手里抢走了河西走廊的贸易控制权，眼见财路被党项人断了，在急匆匆与宋廷签订了澶渊之盟后，辽迅速把重心再次移至西北。

　　终于可以全力经营巩固其在漠北西域的传统势力范围了，这也是为何辽与宋一拍即合的一大原因所在。对于和平，辽深刻的认识到与宋打消耗战，自然是奉陪不起的，无论宋在战场上的表现有多不给力，宋是东亚大陆综合国力的最强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全力对付党项人就有十足把握吗?不一定。

　　党项人无孔不入，一方面跟劳师远征的辽军“打游击”，另一方面鼓动河西走廊的土著反抗辽。

　　最终结果是，辽的势力范围河西地区被党项的第三代领袖李元昊悉数荡平，党项人实际控制了整个河西走廊，切断了丝绸之路，辽、夏在河西走廊的角逐终以西夏的完胜而告终。

　　而第三方的宋在忙些什么呢?澶渊之盟的签订，宋朝获得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机会，真宗之后，仁宗朝四十多年，正是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诸多文人名臣此起彼伏，宋朝经历、文化、科技得到了长足发展，同时，立国近百年的北宋也进入了守成阶段，利弊频出，所谓的“三冗”问题已经初露端倪。直到东亚三国格局的突然打破，这个破坏格局的正是之前那个搅局者——党项。

　　三、庆历宋夏战争

　　公元1038年(宋仁宗景祐五年，宋辽和平后三十余年)，李德明的继任者李元昊膨胀了，他脱宋自立，正式建立“夏”政权，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开始和宋平起平坐，并且希望宋朝承认这一事实。

　　宋朝朝野震惊，宋仁宗当即下诏革去曾经赐予李氏的各种职位头衔。准备集结大军讨伐西夏，持续三年时间的宋夏战争爆发。

　　双方互有胜负，宋军经历了三串口、好水川、定川寨三败之后采取守势。

　　西夏经历麟州、府州两败无力再战，李元昊退兵。

　　宋夏双方历经三年激战，对各自国力是一个巨大的消耗。

　　西夏方面，战场上的战绩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实惠，由于基本没有能够深入宋境，几乎没有多少物质上的收货，数年的征战令西夏国内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以西夏的综合实力已经无力支撑连续大规模的对宋作战。加上宋朝西北防线已经形成，西夏已经失去了主动进攻的动力，持久战争，辽和西夏的韧性显然都是不如宋的。

　　宋朝方面，作为典型的农耕文明政权，维持政权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游牧和渔猎政权，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导致宋朝赋税剧增。战争的成本最终还是会摊到普通老百姓的头上，即便是民力相对宽裕的两宋，承受持久战争也是巨大的压力，宋夏战争的消耗导致民怨四起。

　　西鄙用兵以来，骚动天下，物力穷困、人心怨嗟。

　　于是公元1044年(宋仁宗庆历四年)，双方签订合约，罢兵休战。

　　情形与四十年前的“澶渊之盟”何其相似，宋辽停战有党项这一第三方因素。

　　那就是宋夏“庆历和议”的签订有没有第三方因素呢，当然也有，那就是——辽。

　　辽国人果然也是操盘能手，瞅准宋夏战争如火如荼、消耗巨大的机会，向宋朝发难了。

　　这就是国际间关系的至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辽国人是怎么向宋朝发难的，宋朝方面的对策是什么，什么人在双方的博弈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顺利签订之后，宋辽双方化干戈为玉帛，和平为南北经济的复苏发展、交流创造了百年难得的机遇，逢年过节，辽宋双方的使介不绝于途，互派使节送礼致贺，双方都十分的重视和平带来的安定繁荣局面。

　　辽圣宗耶律隆绪临终曾留下遗言遗言：不得失宋朝信誓!

　　毕竟契丹人确实从盟约中得到实惠了不是。然而辽圣宗去世后没几年，继任者辽兴宗耶律宗真眼见宋夏之间互相伤害，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坐不住了，不趁火打劫一番，还是合格的操盘手吗?

　　这时候的辽成为了三国关系中的搅局者。

　　辽兴宗得意忘形之余，竟然对“澶渊之盟”心生鄙夷，认为这澶渊之盟对于辽朝来说是件吃亏的事情，不划算的买卖，表面上宋朝人输了岁币，但实际上通过榷场互市，宋朝人赚了远比区区三十万银绢岁币多得多的钱，更为让人头疼的是，宋朝货币充斥整个辽国，辽国输送给宋朝的都是战马牛羊等对双方来说必需品，而宋朝输送辽国的瓷器丝织品香料却都不是宋朝的必需品，在经济层面，辽国吃大亏了，有必要趁此机会改变一下不利局面。

　　然而辽国作为一个游牧渔猎与农耕并存的政权，除了军事层面，几乎没有任何对宋的优势可言。辽兴宗能想到的办法还是只有军事威胁。

　　但是，师出得有名啊，这次宋夏打的不可开交，找个什么借口讨伐宋人呢?他们还是提起了老生常谈的话题——幽云十六州。

　　我们都知道后晋石敬瑭为了换取契丹人的支持而把北方边境的战略要地幽云十六州送给了辽国，给享国一百多年的北宋挖了个巨大的天坑，伺候的辽国对于幽云十六州有着合法的统治权，但是后周世宗柴荣于显德年间攻取幽云十六州当中关南十县的事情，一直是辽国借以发难的矛盾点。

　　从契丹人的角度来说，光复“祖宗故土”正其时也!

　　但是关于关南十县的事，四十年前签订澶渊之盟的时候辽国人就用来要挟过宋人，没用啊，宋人说关南十县的土地是后周柴家抢占的，不是我们宋朝抢占的，你跟我们要得着么?这个理由只能作为开胃菜，宋朝那帮文人有的是打嘴炮的本事，要抓宋朝人的把柄得上点硬菜。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辽国人抓了宋朝什么把柄呢?

　　一、辽国发难

　　宋夏开战，宋朝在宋夏边境备战备荒的同时，北部跟辽国的边境也没有闲着，为了防止辽国人借机入侵，宋朝加强了边境防务。

　　公元1040年(仁宗宝元三年)，宋朝方面增补河北强壮军，增置陕西、河北、河东、京东等地弓手，积极备战。

　　次年，宋朝方面又开始修缮宋辽边境的城防工事。

　　宋朝的一系列举动给了辽国方面足够的借口，很简单，这些都违背“澶渊之盟”的相关条约，这里我们复习一下“澶渊之盟”的相关条约：

　　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条约精神是，两国维持现有状态，不得新修城池，挖掘河道。

　　宋朝方面在河北加强兵备的举动成为了辽兴宗声言讨伐的主要理由。

　　公元1042年(宋仁宗庆历二年)初，辽国一面在边界重兵压境，一面派遗南院宣徽使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去往北宋交涉，他们带去了辽兴宗致宋仁宗的一封信，就以下四个问题对宋朝进行指责：

　　1、周世宗不该夺取瓦桥关以南十县地;

　　2、宋太宗进攻燕蓟，师出无名;

　　3、李元昊与辽有甥舅之亲，且早已向辽称臣，宋兴师伐夏，不应不事先告知;

　　4、宋朝不应在边界上增筑工事，添置边军。

　　在提出上述指责后，还提出将原辽的藩属北汉的领土及关南十县地归还，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

　　这时候的北宋朝廷慌了手脚，一个西夏就已经疲于应付了，哪有余力同时两面御敌。虽然料到辽可能会趁火打劫，并且作了一定的应对，但辽兴宗发出的战争恐吓仍然引发了宋廷朝堂大地震，事情必须高度重视，契丹亡我之心不死，如何应对辽人的南侵，成了当务之急。

　　辽使刘六符在东京对枢密使贾昌朝口出狂言：

　　宋人从太宗朝始苦心经营的河北水长城(宋朝由于失去幽云十六州天然的山地防线，为了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阻挡骑兵，宋朝方面挖了很多的防骑沟)，不足依恃。

　　一苇可航、投棰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也。

　　在他的口中，辽军上下都会一苇渡江的绝学，一个人一包沙土就可以把宋朝的防骑沟填平。

　　宋朝人吓得住吗?

　　二、状元解忧

　　对辽使的心理战，御史中丞王拱辰(十九岁中状元，著名词人)洞若观火，认为辽人尽是夸大其词、言过其实，完全是恫吓。

　　兵事尚诡，彼诚有谋不应以语我，此夸言尔，设险守国先王不废而祖宗所以限敌人也。

　　兵不厌诈、辽使这是在危言耸听，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个能力，会把军情公开暴露吗，应该到真正开战的时候才突然付诸实施，因此这不过是辽国方面虚张声势而已。

　　对辽兴宗的问罪，见王拱辰主动为君分忧。立即命王拱辰负责起草复信，对辽兴宗所述逐一据理力争，予以驳斥!对于辽国人指责宋太宗伐辽师出无名，王拱辰代表官家据理力争：

　　王师征河东，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岭关以援贼。太宗怒，遂回军伐之，岂谓无名?

　　宋太宗讨伐河东(当时的北汉，山西一带)，契丹既然在通信使的情况下，却又入侵石岭关援助北汉，太宗大怒，这才回军讨伐你们，这怎么能算师出无名呢?

　　既交石岭之锋，遂有蓟门之役。

　　两军既然已经在石岭关交战，你们打了我们，我们才进攻蓟州以示惩罚。

　　当年宋太宗北伐幽云，是为了报复辽人阻扰宋人完成统一大业，已属不该，错的不是宋，而是辽，据理力争，反将错误归于辽国人。

　　关于在不告知辽国的情况下讨伐辽国的姻亲西夏，王拱辰这么回应：

　　李氏一直是宋朝边臣，被宋朝赐姓称藩、禀朔受禄事实清晰、证据确凿，李元昊称帝乃是僭越、分裂的不臣之举，政府出兵，乃是师出有名。况且事前也曾与辽通气，所以这一条指责也不能成立。

　　至于辽国人指责宋朝在边境上备塞隘路、阅集兵夫，“乃是边臣谨职之常，一句例行公事搪塞之，辽国人也没无聊到花精力去验证。

　　辽国人的书面指责被宋朝文人怼了回去，但实实在在的战争威胁没有消除，如果能够靠文人的一张嘴就能把千军万马吓退，那以宋朝文人的嘴皮子，幽云十六州早要回来了不是吗?

　　宋仁宗面对当下危局，必须得做出有利的决定，对辽，显然还是和谈为先，谁去谈呢，谈些什么呢?

　　三、富弼出使

　　早在得知辽人陈兵境上之后，仁宗就开始思考如何消弭灾祸的良策。苦思之下，也惟有延续以金钱换取和平一途，辽国人要真有本事灭我大宋，四十年前兵多将广的辽军就打进开封了，何必在澶州城下踌躇不前。今天的辽国还有这个必胜的能力吗，辽国人的目的不过是趁火打劫捞一笔是一笔罢了，找这么多借口就是为了开个好价钱，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大事，无非是出多少钱的问题。

　　仁宗拿定了主意，但外 交无小事，又在为派何人为使的事情而大伤脑筋。

　　如果令前文提到得王拱辰出使的话，赵官家又担心适得其反，文章做的花团锦簇，不代表外 交斡旋方面同样会八面玲珑。就在仁宗皇帝为派何人出使的事情心下烦恼时候，宰相吕夷简主动为君父分忧，向官家荐贤，使臣非右正言、知制诰富弼不可(右正言、知制诰就是谏官兼起草诏书的秘书，是进位宰执行列的重要途径，富弼的宦途很光明)。

　　富弼何许人?两年后“庆历新政”主持者之一，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执，但他跟此时的宰相吕夷简并不是一路人，还有很多过节，那吕相公为什么还要举荐他呢?

　　笔者认为这恐怕就是人臣之术，如果富弼出使辽国成功解决危机，那么有吕夷简的一半功劳;如果富弼此行不能完成仁宗交给的任务，那么正好可以借机把他挤出朝堂，排除异己，这就是党 争的一角。

　　作为富弼的好朋友，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则担心富弼此行很是凶险(欧阳修也曾出使辽国)，于是请求仁宗另请高明，吕夷简并没有把这件事上奏给仁宗。

　　富弼接受任命之后，入宫拜谢仁宗，叩头恳言道：

　　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

　　这是文人应有的气节，仁宗甚是感动，好言宽慰一番，先让富弼接伴辽国使臣。

　　富弼与中使(仁宗派出的宦官代理人)在边境接伴辽国使臣，辽使萧英借口腿疾不向中使行礼，这有损大宋国格，富弼义正辞严、据理力争：

　　昔使北，病卧车中，闻命辄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

　　曾经我出使你国，病中躺在车里，听闻要拜见立刻就起身了，现在我们中使代表的是我们皇帝陛下，你居然不拜，这是什么道理?

　　萧英听了这才起身行礼，并且在去往东京途中向富弼交了底，请宋仁宗增加岁币或者派公主和亲，富弼严词拒绝，萧英态度立马变了，表示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找个理由搪塞过去。

　　维护了皇帝的尊严，仁宗很高兴，决定进封富弼为枢密直学士(枢密院管理文书兼顾问的职位)，富弼拒绝了晋升的机会，并且表示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做为臣子为国为君赴汤蹈火，本为义不容辞之事，怎么能啖以官爵呢?仁宗得臣如此，国之大幸，立刻安排富弼出使的事情。

　　当年夏天，富弼一行来到了辽国，在面见辽兴宗的时候，富弼先发制人，率先向辽兴宗问责：两国交好数十年，现在辽国败盟，是什么道理?

　　辽兴宗对于宋使的发问早有准备，解释道：只因南朝违约在先，你们塞雁门、增塘水，修缮城墙，增加民兵意欲何为?我朝臣僚对这种败盟挑衅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纷纷请缨征讨南朝。群臣请求兴兵南下，我对他们说不如派遣使者索要土地，索求而没有获得，兴兵也不为晚。

　　呵，哪来的强盗逻辑，说得好像你倒是菩萨心肠!

　　富弼听完了正言相告：陛下您这话怎么说得出口，您可能忘了，四十年前，要不是我们先帝宅心仁厚，在澶州城下放你们辽国君臣一马，你们还有机会北归，今天站在这里跟我们对话吗?

　　嗯，你不要脸也别怪我大言不惭!

　　接下来富弼“设身处地”为辽兴宗分析了当下的局面：

　　如果北朝(辽与宋互称南北)与中原互通友好，这样陛下您作为作为人主独享其好处，但臣下一无所有。如果要发动战争，利益就会大部归于臣下，而您作为人主就要承担祸患。因此这些鼓动您发动战争的人都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辽兴宗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南北通好，是符合南北两朝利益的事情。和平来之不易，维持和平是两朝人心所向;虽然经过数年的改革，国力有所增强，但宿将能臣多已作古，朝中无人能担当南伐的重任;宋人虽然在边境上有备战的动作，但并没有越境挑起事端。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贸然出师征讨，名不正言不顺。

　　富弼继续补充道：

　　我朝塞雁门，是为了防备李元昊来侵犯;而河北间的防骑沟也是始于通好之前，并不是现在兴修;而修缮城墙，增置民兵也不过是例行之事。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误会而已，并非是违约。

　　辽兴宗见这个借口说不过去了，便又老生常谈提起了幽云十六州这个老话题：

　　你说的这话，让我很受感触，没有你的话，我差点被朝廷里这帮孙子给框进去了，但所要求的关南十县，是我们大辽祖宗的地盘，我不能对不起祖宗啊。

　　这话说的，你祖宗的地还不是从我们汉人手里拿走的，但是话说回来，那是后晋送给辽国的，后周又从辽国人手里夺回了部分土地，这时候到底是站在汉人的角度还是宋朝人的角度去讲话呢?富弼也为难。

　　话说休会期间，辽兴宗派接伴使刘六符(出使宋朝那位)再次向富弼提问：“耻受金帛、坚欲十县，何如?”

　　我们皇帝陛下说拿你们钱却要丢掉祖宗的土地太耻辱了，必须要归还土地，你们怎么看?

　　富弼一听就来火了：那是我们祖宗的土地，我来的时候我们赵皇帝说了，寸土不让，何况那可是十个县的土地，你们要的不过是这十个县的税赋罢了，我们先皇陛下不忍心看到两国刀兵相见，民众陷于水火，才忍痛同意给你们岁币，如果你们还坚持索要土地，那就是刻意败盟，罪在你方，苍天可鉴，你们最终会失败的。

　　刘六符听了富弼的说辞，也无言以对，只好摊手走人。富弼此次出使，对辽国的这一番言论已经把战和之事拔高到了道义上的高度，并且把辽国君臣割裂开来，为局势朝着“和”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之后，辽兴宗请入乡随俗的富弼一同打猎，领略北地美好风光。趁此机会，兴宗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如果想要保持辽宋的传统友谊，最好还是把关南十县还给我们。

　　富弼见辽兴宗还是贼心不死，只好再次强调：你们既然坚持以得地为荣，由此必然会引发我朝以失地为耻，两朝既是兄弟之国，理应是荣辱与共才是，陛下您甘心看到双方一荣一辱吗?

　　不愧是嘴皮子行家，要点钱的事情愣是欲盖弥彰上升到了荣辱问题。

　　辽兴宗碰了一鼻子灰，打完猎之后，再次派刘六符表达了他的想法：

　　我们陛下听了您关于荣辱的一番教诲很是受用，如今只剩下和亲一个办法能维持双方友好了。

　　富弼当时心里肯定是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谁说我们汉人皮厚，这帮契丹人不遑多让好吗，要点钱的事要拐这么多弯子。

　　实际上辽国人提出和亲无非是想骗点宋朝方面的嫁妆罢了，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这一点富弼心知肚明，他回复辽国方面：和亲不好，容易产生矛盾，何况夫妻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两国的友谊，我朝长公主出嫁嫁妆不过十万缗罢了，一次付清就没有了，哪有源源不绝的岁币来得实惠，你们是不是傻?

　　这里要说一下，宋朝是汉本位思想相对严重的朝代，华夷之辨讳莫如深，从太祖太宗开始就对于汉唐的和亲政策很是不以为然，富弼这么做一是防止和亲会给两国关系带来不确定因素，二是为了维护宋皇室的一点尊严，即便是宗室子女也不可以和亲。

　　和亲不如岁币。

　　无奈之下，辽兴宗只好放富弼回国，一来是让富弼回去跟宋仁宗那边商量一下，二来自己这边也得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对策，这个竹杠该怎么敲。

　　富弼出使归来，向宋仁宗报告了在辽国的如此那般，宋仁宗很是高兴，把再次出使辽国的任务也交给了富弼，宋人明知辽国人是趁火打劫，敲一笔竹杠的事情而已，但是堂堂大宋不能当冤大头白白让人敲竹杠不是，一纸澶渊之盟宋朝在表面吃亏的情况下实际在逐步做空辽国的经济，那么这次再输岁币也要让辽国人知道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拿钱就得帮忙办事，那么宋朝人这次打算怎么给辽国人出难题呢?

　　仁宗对富弼第一次出使的结果很满意，双方大致议定了宋朝增加二十万银绢的对辽岁币，对于宋朝方面来说是相对可以接受的。

　　富弼的第二次出使马上就要提上日程，这次去的目的就不只是谈了，而是要谈出结果，那边辽兴宗等着宋朝议出一个合适的条款，富弼带着正式的国书来商议。

　　宋朝君臣自然不愿意白白被辽国敲竹杠，虽然岁币对宋朝来讲如九牛一毛，但以岁币换和平这种事情总归面子上是屈辱的，怎样在失了面子的情况下赚取一定的实惠，这就需要宋朝的文臣们好好动一番脑筋了。

　　这时候因宋夏战事再次出山的宰相吕夷简再次使出了一石二鸟之策，他向赵官家献计：契丹人拿了我朝的钱，合约应该加一个附加条件，我们跟西夏的仗打到这份上，是不是可以要求他给西夏施加点压力?

　　仁宗大喜：此计甚妙，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很!可是话说回来，契丹人跟西夏是君臣关系，又是姻亲，咱们平时没少挑拨他们的关系，辽国人能答应吗?

　　吕大相公提醒仁宗：这就看咱们使臣的嘴皮子功力了，这事儿还得富弼啊，他可以。

　　吕大相公再次推举富弼的目的前文我们已经有过猜测，权术耳!

　　宋朝这边商议定后，给辽国人准备了几份定制“套餐”，把选择权留给了辽国人，是什么样的“套餐”呢?

　　送分题or送命题

　　富弼接得使命，和副使张茂实晓行夜宿抵达了辽国，令辽国人惊讶的是，富弼此行居然带来了两份国书和三份誓书。

　　辽国接伴使臣问：你们这是生怕我们辽国不遵守盟约，特地准备了附件吗?

　　富弼摇摇头，对接伴使说：这是机密，得面奏你们皇帝，你，不得与闻。

　　接伴使摊手......

　　辽国君臣面前，富弼郑重其事地对辽兴宗说到：我们给下本着兄友弟恭的原则，给你们准备了三份套餐：

　　1.陛下您坚持和亲，则只有一份通婚的誓书(岁币就没有了);

　　2.陛下您能够继续与我朝和好并且约束西夏，则我朝准备每年增加二十万银绢岁币，相应的会有一份国书和一份誓书;

　　3.陛下您能够继续与我朝和好但不能约束西夏，则岁币只有十万，相应的也会有一份国书一份誓书。

　　诚意我朝已经表达了，选择权在您的手里。

　　这并不是讨价还价的策略，而是富弼的激将法。在富弼第一次出使的时候双方就基本谈好了价码，这次突然提出个附加条件，拦腰砍一刀，二十万减成十万，这几乎是不可能接受的事。而富弼附带的这个条件如何?

　　不就是压服西夏么?我的家臣还治不了了，笑话!在辽兴宗看来根本不算个事，哪里值得了十万?于是很痛快的答应了，殊不知辽兴宗确实高兴的太早了，这个小小的条件给日后的辽国惹来了大麻烦，后文会有介绍。

　　辽兴宗这次想清楚了，与宋作战，辽国并没有必胜的把握。战争只不过达成和平的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境界。两国保持和平，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现在的辽国早已经没有往日的雄风，战端一开，万一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岂不是自讨无趣?前线辽军给力还好，如果不堪战，则是劳师糜饷，空耗国力，辽国的综合国力毕竟难比宋朝，兵败之日恐怕就是自己退位之时。即便略有所得，那也多数进了臣下的腰包。厉害关系富弼已经分析的够清楚了。

　　对于这时候的辽兴宗来说，宋朝人的这道选择题几乎是一道送分题，内心里已经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和亲什么的只不过是谈价钱的幌子而已，至于压服西夏，那也叫事儿?

　　庆历增币

　　宋辽双方对于协议形成基本共识之后，接下来所作的就是对一些协议系列做细致讨论了。在看似细枝末节的书面表达问题上，辽兴宗提出一个新的要求——宋人在国书中对输送岁币之事应表述为“献”。

　　对于这个“小”要求，富弼略作思考立刻表示了反对：

　　喂，有没有搞错，澶渊之盟早有约定，宋辽乃是兄弟之国，哪有兄弟之间称“献”的道理，况且我朝为兄，北朝为弟，兄对弟用“献”，陛下这样不怕被天下人耻笑为不懂礼吗?(辽兴宗很尊崇汉学)

　　辽兴宗自知在宋朝文人面前玩文字游戏肯定不是个儿，于是退了一步提出改“献”为“纳”。饱读诗书的富弼仍然严词拒绝，此举必然有损国格，辽兴宗见富弼这关绕不过去，就把难题抛给了汴京的宋朝君臣。哪知宋朝君臣担心继续争持会影响和谈大局，竟然勉强答应了称“纳”，真是应了那句话，当下跪成为习惯，民族如何屹立世界?当然宋朝此举如何，众说纷纭。

　　不管怎样，经过富弼两次出使辽国的唇枪舌战，和议最终达成，在辽国方面郑重其事的答应对李元昊施加压力之后，宋仁宗也爽快的答应在澶渊之盟要求的三十币的基础上新增二十万。其中十万是代替关南十县的赋税，另外十万是辽兴宗压制西夏的辛苦所得。这一段历史，宋朝方面称为庆历增币，辽国方面称重熙增币。人傻钱多也好，奴颜屈膝也罢，一场政治危机总归是解决了。

　　本文的题目是“不好敲的竹杠”，怎么就不好敲了，不过是费点嘴皮子而已，富弼嘴再狠，最后你大宋朝不还得拿出真金白银孝敬契丹人吗?朝堂上的那点难题不算难题!

　　如果真这么简单，那辽国人确实不费吹灰之力占了大便宜。但实际上辽国在庆历增币之后反而遇到了大麻烦，原因就是庆历增币再一次改变了宋辽夏三国的格局，宋朝人看似不经意的一个小小的附加条件让辽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钱好拿，事不一定办得好

　　党项政权兴起后，富弼很早就意识到了宋辽夏三角关系的微妙。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并对宋开战后不久，富弼就指出西夏通过联姻与辽保持密切关系，他们极有可能形成掎角之势，使宋朝陷入两面临敌的窘境，宋朝将会有无穷无尽的麻烦，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

　　即国用人力如何支吾其间?

　　不可使至于此极也!

　　如果出现同时面对两个敌人的情况，再强的国力也不够支撑，不能让这样的极端局面出现!这一论点也成为他以后涉及辽、夏的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

　　那辽兴宗轻易答应宋朝的附加条件，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辽与西夏以联姻为联盟基础，辽强夏弱，西夏附庸辽国，西夏对宋朝的战争必然也有辽国的背后支持，辽国人自以为在两国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对于宋朝人提出约束西夏，辽兴宗有理由认为这是小事一桩。

　　但辽兴宗错就错在，对于三国关系的复杂性认识不够，西夏对宋作战正是为了捞取实际利益，但事实是西夏除了在战场上打懵了宋军之外，别无所获，反而让本就薄弱的国内经济雪上加霜，长久的持续战对西夏的不利影响显然是远大于宋朝的。而在这个时候作为西夏老大的辽国却因为从宋朝那里得了一比好处而转身卖了西夏，李元昊满腔怒火，两国从此交恶。

　　耐人寻味的是，宋辽合约签订后不久，宋夏之间也达成了“庆历和议”，西夏再次向宋称臣，这回三国的辈分总算缕清了，宋辽为长辈，西夏为晚辈，当然了，宋朝又输钱了......这就是最浅显的国际关系。

　　说回辽夏交恶，李元昊在宋朝身上没得到的利益，打算从辽国身上挖出来，他鼓动辽国境内的党项部落反抗辽国，使得辽国陷入了不停的战乱当中，国家实力受到严重损失，辽兴宗认识到自己轻挑了，立刻集结大军讨伐西夏，把局面扳回来，天不遂人愿，辽国经历了持续五六年的征伐西夏的战争，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倒在后来的的河曲之战中惨败，辽兴宗只以身脱。至此宋辽夏三国关系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明面上的辈分仍在，但宋辽两国已经不得不正视这个“晚辈”了。

　　“庆历增币”以今天的历史观去看待，宋朝习惯性的以金钱买和平的方式固然是不齿的，一味地退让也让人觉得奴颜屈膝，一个“弱”很恰当的形容了宋朝的形象。

　　但事情往往需要辩证的去分析，笔者无意为宋朝君臣分辨什么。“庆历增币”的达成以及富弼成功出使辽国，解除了政治危机(这个危机正是宋朝一直担心的宋朝两面临敌，而不是一些人批判的辽国人只是虚张声势，宋朝人傻钱多活该被宰)，动摇了辽夏的同盟关系，使东亚大陆正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