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评论：今日上海的徐家汇因徐光启而名，徐光启是华族近代会通中西的第一人，差点改变华族的文明历史进程。以下由本博编摘自网络

　　徐光启：近代科学先驱，中西会通第一人，差点改变中华文明历史

　　公元1600年，南京，徐光启与利玛窦相见。

　　这注定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

　　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吴淞(今属上海)人。

　　青少年时代的徐光启，聪敏好学，二十岁考中秀才后，为了养家糊口，先后在广东、广西教书，一边教书，一边钻研天文、历法、水利数学著作。

　　公元1593年，徐光启在韶州任教时，认识了传教士郭居静(L.Cattaneo)。从他那里，徐光启见到了一幅世界地图，这对徐光启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中国之外竟有那么大的世界，原来地球是圆的，原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来观测星体的运行。

　　总之，是郭居静为他打开了西学的大门。

　　不过，徐光启还要继续走科举的道路，可惜后来多次应考都没有考中，他只好回到家乡课馆教书。在郭居静那里，他听说同样是传教士的利玛窦精通西学，徐光启更是心生向往，打算当面求教。

　　利玛窦，意大利人，原名玛太奥·利奇(Matteo Ricci, 1552-1610)，三十岁从神学院毕业后，被耶稣会派到中国传教。为了便于传教，起初他打扮成和尚的样子，但是看到人们并不尊重和尚，便又改穿儒服，学习中国语言文化，设法接近士大夫阶层。

　　公元1600年，高中解元的徐光启到南京拜见恩师焦竑，听闻利玛窦也在，于是顺道探访。为了将其发展为教徒，利玛窦向他展示了许多西洋的科技成果，徐光启获益匪浅，不过他对天主教并不感兴趣。

　　利玛窦没有死心，临别的时候，送给他两本宣传天主教的小册子，但对徐光启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请求未置可否。

　　经过三年考虑，徐光启和他的家人正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

　　次年，他进京赶考，终于考中进士，正式步入仕途。

　　公元1604年，利玛窦也来到了北京，他准备了一些新奇的玩意给万历皇帝，以争取万历支持他的传教。之后，利玛窦得到了明廷的允许，在宣武门外置住宅一处，以此为基地进行传教活动，徐光启则总会时不时前来拜访，请教一些科学知识。

　　徐光启未中进士前，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他没有成为迂腐书生，而是主张经世致用，学习天文、历法、数学、农学等实用科学。公元1606年，在学习了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原本》后，他认定这本书能弥补中国数学轻逻辑推理的不足，于是建议利玛窦将其翻译成中文。

　　就这样，从1606年冬天开始，两人开始投入翻译工作。那段时间里，徐光启常常苦思冥想，熬到深夜，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的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名词术语。

　　第二年春，《原本》前六卷翻译完毕，他将此书命名为《几何原本》，预言此书百年之后将为天下士子所必修。

　　《原本》一共十五卷，徐光启一生仅译出六卷，他也没有想到，直到两百年后，《几何原本》全本才由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译出。

　　公元1607年，父亲病故，徐光启回乡守丧三年。

　　由于气候原因，公元1608年自然灾害不断，很多百姓吃不饱饭。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留心农事，为了让更多人吃饱，他在家中试种美洲引进的番薯，作《甘薯疏》，号召广泛种植;

　　针对频发的自然灾害，他提出了“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 的备荒方针;

　　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利设施，因此徐光启不但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泰西水法》一书，还对书中提到的水利器具进行仿制试验;

　　最重要的是，他总结历代文献，留下了70多万字的《农政全书》。该书主要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不少主张令人拍案叫绝(比如蝗虫虫灾的发生规律和治蝗的方法)，可惜其许多主张和设想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徐光启幼年时，曾有倭寇蹂躏他的家乡，这一惨痛的经历是徐光启关注国防军事的最初动力。

　　接触到西学后，徐光启对海禁和倭寇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各国之间的贸易是必要的，因倭寇侵袭而断然海禁，是极为不可取的。对寇与商，应区别对待，“除盗而不除商，禁私贩而通官市”。

　　公元1616年，徐光启作《海防迂说》。书中介绍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之间的恩怨纠葛，明确指出德川家康在大权在握后，不会像丰臣秀吉那样有侵华野心，其所图仅通商赚钱而已。

　　不过对日本也不能不防，徐光启的策略是靖、知、制、谋四字：

　　两国贸易中，日本的需求更大，他们想做正常贸易，必须遵守中国制定的规则，是为靖;

　　你来我往中，明廷必然能获得许多，是为知;

　　日本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中国可以学习他们造刀、造洋枪的技术，再生产出数倍的利刃和枪炮，是为制;

　　日本国内因常年战乱，民生苦不堪言，大明在做到前三步基础上，有必要时选派三四万精锐，从萨摩登登陆，直插京都，则日本必亡，是为谋。

　　如此靖、知、制、谋四字，奠定了徐光启古代中国“知日第一人”的地位。

　　公元1619年，明军大败于萨尔浒。此后一年内，徐光启先后八次上书，就如何评定辽东提出了各种建议：“造实用器械以备中外守战”、 “造万年台以为永永无虞之计”、 “选练精兵以保全胜”、 “遣使臣监护朝鲜以联外势”。万历皇帝对其中练兵的建议十分重视，命他在通州、昌平等地督练新军。

　　就是这一过程中，徐光启亲眼看到，明军的武器装备大多不堪使用。所以他利用与传教士的关系，遣人往澳门购买了四门红夷大炮，还请来了四位铸炮师，仿制火炮四百门。

　　天启皇帝继位后，徐光启说服皇帝以官方名义，向澳门的西洋人购买最先进的火炮。得到这批火炮后，其中的一部分运上了宁远城头。

　　公元1626年，宁远大战中，努尔哈赤被火炮击伤不治身亡，其中就有徐光启的一份功劳。

　　引进了先进的军事武器，兵丁训练和战术安排也要随之调整。为此，他写下了《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等一批具有近代化色彩的军事条令;战术方面，他同样是中国火炮应用理论第一人，在城市防御，火器攻城，火器与步、骑兵种配合等诸多方面都有涉及。

　　令人扼腕的是，徐光启的主张大多被束之高阁，他本想训练十万新军，后来降到两万，终因粮饷不足，实际练成4655名。

　　屡屡受挫的徐光启在给友人的信里感叹：“受事以来，百不应手。”

　　公元1620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抵达南京，他是利玛窦的好友，曾将《伊索寓言》译成中文。这次他来到中国，带来七千多册欧洲最新成就的书籍，金尼阁计划将这些书全部译成中文。徐光启曾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对书籍翻译工作，他极为重视，一度组织人手翻译。

　　但随着国势的恶化，徐光启的身体也随之每况愈下，翻译工作慢了下来。

　　公元1633年，徐光启病逝，翻译彻底搁浅。

　　公元1938年， 北京天主教堂的藏书楼里，发现了这七千册藏书的部分残卷，其中就有哥白尼的、开普勒的科学著作。假如徐光启将这些书籍全部译出，对历史进程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2017年，笔者寓居上海，曾至徐家区南丹路徐光启墓凭吊。墓碑是苏步青手书的“明徐光启墓”。徐光启纪念馆在其附近，里面陈列着徐光启家书手稿、农业试验“手札”、 明刻本《农政全书》、清刻本《几何原本》《坤舆万国全图》等珍贵资料。

　　至今，又过去了六年，它们一定还在默默见证后人对徐光启的缅怀和崇敬吧。

　　参考资料：《崇祯历书》《几何原本》等

　　附：军事思想传奇人物——徐光启

　　家庭的影响及万历朝军事状况的激发，家庭的经历 有明一代贼寇的故意进犯对明朝军事防务造成很大的压力，贼寇对国家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侵犯，并且在陆地上建立据点，长期盘踞，对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掠夺。贼寇频繁进逼南直隶，当年的南直隶一年中有八个月遭受贼寇的侵扰，城池被毁，百姓遭殃。

　　徐光启的家乡上海也遭到贼寇长达四年的严重侵扰，“贼寇屠上海之南汇、川沙，逼松江而军，余众围嘉定、太仓，所过残掠不可言”，而且“滨海百里内，寂无人烟”。在此期间徐光启的家庭也受到倭患的严重影响，“室庐貲产焚废殆尽”，徐光启父母随同祖母尹氏在外流离避难四年。

　　而在倭乱期间，徐光启的父亲被推选为“大户”，“给军兴，出入公府”，并在兵燹中结识了许多精于军事的士人，通过他们了解了一些关于军事方面的战守方略，还经常与人谈论实事。正因为家庭的特殊经历，在科举考试盛行的时代，徐光启的父亲并不禁止他阅读兵书，徐光启的母亲虽然不喜他读兵书、关注军事，但会经常向他详细讲述倭乱时的情况和自己对于倭乱的看法，这无疑对徐光启关注军事起到启蒙的作用。

　　在祖母和父母的经历中，徐光启体会到百姓在贼寇侵犯下遭受的苦难以及军事力量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因而在以后的学习中，他在诵读诗书之余也阅读兵书、学习兵法。在学习、参加乡试期间，徐光启仍然关心倭患，与俞显卿等讨论倭患来临时的守城事宜，认为太平盛世也应该重视战备，准备钱粮。

　　徐光启家庭在倭乱中的经历以及父母对于实事的关心引发了徐光启对国家军事的关注，之后徐光启通过对军事书籍的阅读和对军事的考察，走上了研究军事、实践军事理论的道路社会风气及国家军事状况的激发 。嘉靖中期，由于倭患形势的严峻，士人开始热心兵事,社会风气开始转变。例如嘉靖年间中丞赵时春擅长骑射、通晓兵法，曾撰写《御寇论》来阐述防守边疆的策略。

　　庶吉士出身的唐顺之学识渊博，喜好兵法，曾亲自带兵在海上抗击贼寇。万历朝对军事、边事非常重视，分在西北、东南、西南分别开展了三次大征伐，即在宁夏平定哱拜的叛乱、出兵援朝抵抗日本、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在这三次大征伐中有很多文士参与，如以文官的身份进入仕途的叶梦熊，他在宁夏之役中主动请兵参战征讨播州的李化龙等。

　　文士参与军事征伐大大激发了士人对于武备、军事的讨论。士人中尚武氛围的兴盛影响到徐光启对军事的关注，他主动了解日本的历史渊源、军事情况，考察在之役中日本、、明朝的用兵状况，并得出兵聚则强，兵分则弱的经验。徐光启开始撰写军事方面的奏疏，通过《拟上安边御虏疏》阐释了北部边防的守、战形情势，阐述针对蒙古诸酋的应变之策。

　　明朝也在萨尔浒惨败之后，认识到辽东局的严重性，开始重视辽东军务，惩治杨镐、周永春等人，召纳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在此后徐光启仍然密切关注辽东军事，曾先后回复辽东经略熊廷弼两函书信讨论对抗后金的策略，认为依据现在的军备状况辽东防守策略应该由城外扎营改为据城防守。

　　由此可见明朝与后金严峻的战争形势和士人尚武风气的兴起激发了徐光启关注军事的热情，成为徐光启军事思想形成、发展的直接动因。

　　明中后期学术风气及师友的影响

　　西方数学知识的获取。明朝中后期国家的数学发展陷入了低谷，此时徐光启也深刻认识到国家算学的衰落。在与利玛窦结识后，徐光启看到西方数学的进步性，认为西方几何之学是一门致用之学，同时徐光启也受到利玛窦对几何学与军事关系认识的影响，认识到数学与军事的相关性。

　　因此徐光启与利玛窦“论道之隙，时时及于理数”，并提出翻译耶稣会士带来的由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乌斯校注的《几何原本》，补充国家算学的不足，进而达到“裨益当世”的目的。从徐光启在学习西方数学的过程中还了解到数学中的不同门类专业，认识到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主张“由数达理”。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徐光启“度数旁通十事”进行阐发，这“十事”主要包括：考求历法，测量水地，考正音律，整顿军事，国家理财，营建桥梁、屋宇，制造机械、工具，测量与舆图绘制，医学及确定时间，“十事”中有许多是与国家军事息息相关。徐光启对西方数学知识的深刻认识为其军事思想中制造器械、修筑城台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西方天文知识的学习。

　　国家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获得很大的成就，且吸收了很多外来天文学知识。国家各朝历来重视与天文学相关的历法的修订，认为历法问题关系到王朝正统地位的确立和社会的稳定。对西方火器技术的学习。火药、火器在唐朝末年应用于军事以后，经过宋、元两朝，到了明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明史·兵志》载近世西洋火器传入我国始于明成祖征交趾战役，西方火器技术的传入，特别是嘉靖年间佛狼机与火绳枪传入更加促进了明朝火器技术的发展，火器已经成为军队作战的优势。与此同时在西方火器技术也出现了变革性的发展。耶稣会士带来的欧洲知识体系为徐光启的治学研究做了很大的补充，让徐光启触碰到西方科学技术，为他发展军事思想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基础。

　　明朝后期的徐光启，受到了明末学术“综合风气”的影响。一方面，在徐光启的学习、科举生涯中他受到阳明学说的深刻影响。在舜天乡试的答卷《舜之居深山之中》里，徐光启认为“圣帝之心，唯虚而能通”，文章中全篇主虚，倡无为，倡导去意以达到圣人的境界，其中折射出王阳明心学的影子。

　　此外，阳明心学重视的主体意识、自主精神及对佛道的宽容态度培养了徐光启理性的怀疑批判、会通兼容的精神。在治学中，徐光启秉承这种批判、怀疑精神，不敢轻信存疑的事情，“妄书一字”。正是这种怀疑批判和会通精神，使得徐光启在明末军事废弛的境况下，敢于反思不足，吸收西方军事技术，提出军事变革的主张。

　　另一方面，在明末玄虚学风盛行的情况下，学术界掀起了批判、反思阳明心学，提倡实学的学术风气。徐光启在此期间受到复兴程朱理学经世思想的影响，在治学过程中他认为“方今事势，时须真才;真才必须实学”，在军事思想方面提出必须要实选实练的军队建设主张。

　　明朝中后期学术界的综合学风既激发了徐光启在国势衰微中的批判怀疑精神，同时使得他也能够正视国家传统学术思想中的弱点，从现实出发，拥有会通意识，敢于学习西方文化知识，这是徐光启军事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条件。

　　徐光启军事思想及实践的作用

　　在明与后金战争中的积极作用，徐光启的军事思想是在明与后金战争背景下发展成熟起来的，他的军事思想及实践也是为明朝对后金战争服务的。在明与后金战争未大规模爆发之前，徐光启就未雨绸缪，提出一些整军、练兵及战争策略的建议，虽然没有能付诸实践，但是为其之后军事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军队受挫，徐光启更加清醒的认识到明军战斗力的下降的现实状况及尽快选兵、练兵以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性，因此在徐光启的军事思想与实践中选兵、练兵的思想占有很大比重。

　　徐光启在通州、昌平练兵期间，由于财政经费短缺及辽东战事紧迫的原因，练兵数量一再削减，最终徐光启的练兵以失败告终，但是他训练的士兵在对抗后金战场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此外，徐光启军事思想中重视火器的使用，积极购买西方先进火炮的举措，发扬了明朝军队的长技，对于明朝宁远之战等战役的胜利提供武器装备的支持。

　　而且在徐光启晚年，其倡导试建的登州火器建成，成为明末军队建设的模范，使登莱地区成为明末海防的重要力量。

　　军事思想及实践的局限性

　　明后期在利玛窦等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努力下，许多明朝士人加入基督教，徐光启也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信教背景使徐光启对耶稣会士传播的西学有认识上的偏颇。耶稣会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基督教义，他们带来的近代科学知识只是传播天主教的敲门砖，并不是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甚至为传教便利也对科学知识进行篡改。

　　此外，徐光启的基督教徒身份使他的许多军事实践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比如在早期联合设想中，徐光启有携带耶稣会士毕方济入朝传教的想法;在招募葡兵、采购西炮的过程中，徐光启邀请耶稣会士罗如望等人以炮师的身份进城，而且罗如望等人也以“‘军事专家’的名义住下”，在京城进行传教。

　　这种参杂宗教成分的军事实践引起了许多像卢兆龙等守旧官员的弹劾、阻挠，因宗教而产生的反对力量极大的阻碍了徐光启军事实践的有效进行。

　　军事思想及实践的理想化

　　在军事训练方面，徐光启的要求非常严苛，在士兵甄选过程中，制定的标准也特别严格，必须具备勇气、力量、敏捷、技能四方面的能力才能入选。

　　倡导使用火器的思想 “用火器”是徐光启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光启所倡导的并不是单纯的在推广火器，而是要通过学习西方火器技术，不断提高明朝火器质量，使火器成为明朝军队制胜的装备。与同时代倡导使用火器的军事将领相比，徐光启的使用火器思想有以下特点： 重视火器技术的更新。

　　辽东战事兴起之前，明朝军队中就已经有大量使用火器的先例，这在明成祖时征安南和嘉靖年间御倭战争中都有体现。在明末辽东战事中，虽然“内府厂库大小火炮多如山积”，但是“一切器甲皆不得大段更如此三年五年，亦复朽钝怯懦如常而已”，明朝现有的火器已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

　　而此时后金军队的火器制造技术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获得很大发展，明朝与后金对火器技术的掌握程度出现了反转。在此情况下，徐光启等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以现有的技术制造火器已不能挽救明朝军队的颓势，必须要直接学习当时西方先进火器技术，制造先进的火器以装备军队，才能挽救明朝。

　　在立足于火器技术更新的前提下，才有了徐光启支持的三次赴澳门招募葡兵、采购西炮的实践。 用器与用人相结合。明末有很多士人对于用火器、造火器非常热衷，但对于应用使用外来火器技术及西方火器专家持抵触情绪。

　　而徐光启在学习、试制火器的过程中认识到火器制造方法“千闻不如一见，巧者不如习者”，主张从澳门征召葡萄牙铳师到北京教授制造、演放火器之法，对于自己非常熟悉的二号西铳的制造，徐光启也抱有十分谨慎的态度“待贡铳人至，再与咨询。”

　　而且徐光启认为军队作战时，火器、精兵、甲胄都是战胜敌军不可或缺的条件，只有拥有熟练操作火器的精兵，才能保证火器在战场上发挥最大效用，若没有精兵的配合，“利器仍为敌有”，这反而不利于军队作战，因此徐光启在重视火器的同时，更希望加强军队火器的训练。建立“火器”的构想。

　　在葡萄牙铳师和西炮到达北京后，徐光启对火器营的建立进行了一些设想：营中甲胄、器械必须具备，需要有一百二十辆有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六十辆粮车。

　　根据在通州、昌平的练兵经验，徐光启认为火器营应该先定部伍、节制，“行则为阵，止则为营”;在作战时，尽量使用大、小火器对抗，如果敌人用大火器攻击，我军则需要利用火器防卫，若与敌人距离近则可用步兵攻击，若敌我相距较远时则可以用炮攻打。为实现建立“火器”的构想，徐光启进行了很多努力。

　　他举荐学生孙元化及制器专家王徵到登州试编火器营，并建议派谴公沙的西劳及葡兵、工匠携带西洋大炮赴登州教炮、造炮。在徐光启、孙元化等人的精心经营下，登州火炮营不仅是当时火器的演练中心，拥有门大将军炮、门铜发熕、门红夷炮、门佛郎机、门威远炮、及其他各种火炮门，而且许多崇信西学的中国士大夫也都汇聚于此，登州也成为“东陲之西学堡垒”。

　　在学习西方火器制造技术时，徐光启三次提出招募葡兵、采购西炮的建议，这对于快速提高明朝军队的火器制造技术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徐光启亲自赴澳门募葡兵及组建葡兵先遣的设想脱离现实，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政策支持的不足

　　徐光启的军事思想及实践是其对明后期军事训练及军队装备变革的探索和尝试，是徐光启对军事改革的诉求。国在军事改革中，改革者在进行军事理论准备后，更要获得组织保障，而且在改革中“必须能够切实得到国家权力中心的直接支持，最好是能实现二者的同一。

　　综观明朝历次军事改革的深入推行都离不开核心政策力量的支持、参与，明初的军事改革是由皇帝直接、参与的，进行了很多军制的变革，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明中期戚继光在张居正改革的大背景下，得到了政策上的支持，实现了军事训练、军队编制方面的改革。

　　在受到政策阻碍后，徐光启也都选择以病休来躲避，这使得徐光启的军事思想及实践没有物质基础和政策支持。吴桥兵变后，徐光启的军事理想和实践受到严重打击，因此徐光启的晚年较多的将精力放在天文历法上。

　　徐光启从文臣到杰出的兵学家，是由个人经历及政策环境、思想文化氛围共同促成的。在明与后金战争的大背景及经世学风的影响下，徐光启自觉地将目光转向军事领域，在学习西方数学、测量、军事技术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选练士兵、军队武器装备、军事策略及后勤保障为主体的一系列军事思想。

　　而且作为一名文臣，徐光启为实现自己的军事抱负，在万历、泰昌、崇祯三朝进行了很多军事实践。徐光启的军事思想是系统的，涵盖了军队训练、武器装备到军事保障等方面，把军事与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全局化的军事观，而且其军事思想中的“器胜”思想、追求兵精的军队训练思想等内容把“明代的军事科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完善军事理论的同时，徐光启也积极地进行军事实践，包括促成三次招募葡兵、采购西炮，学习西方的火器技术，并且亲自试制火器、敌台，此外徐光启还在昌平负责训练军队，支持建立登州火炮营。

　　总结

　　徐光启虽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家，再加上当时政策、经济和科技条件的限制，徐光启的军事思想及实践也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徐光启的军事思想在明末军事思想发展的历程及实际军事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而且其“人器合一”的军事思想及严谨的探索精神对于我们现在的军队建设和军事发展也有很大的启发作用。